魅力非凡的领袖

　　一九七七年春天，当我快快乐乐地在哈佛医学院教学和做研究之际，我接到德州休斯敦贝勒医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眼科学系主任戴维•佩顿博士 (David Paton) 的信，邀请我担任眼科学系的副教授，待遇非常优厚，单是薪金就是我当时所得的两倍，大学又愿意支付我在休斯敦买房子的首期款项，并且安排我在新落成的高伦眼科研究院 (Cullen Eye Institute) 一个偌大的实验室工作。为此我再次征求韦素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我应该把握机会，在那里扩展我的研究范围，因为德州医学院有最出色的医学课程、研究员及医生，该学院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大的医学中心。除了待遇外，更重要是我被佩顿的魅力、远见和领导才华所吸引，我很想去多认识他。其实，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杰出的眼科专家，并创办了世界上首个眼睛库。当佩顿刚被贝勒聘请过去后，他已全心全意在那里设立世界一流的视觉研究课程。在他到任一年内，已聘任了多位卓越的年轻视觉科学家，例如罗拔•安德逊 (Robert E. Anderson)，袓•何利 (Joe Hollyfield)，史葛•裴星格 (Scott Basinger)，法兰•郭沙 (Frank Kretzer) 和戴维•比哲士 (David Bridges) 等，而他们更组成世界上最有动力的视觉研究团队之一。

　　一位有远见和魅力的女士

　　另一位使我决定移居休斯敦的是著名的眼科及慈善家艾丽斯•麦花臣博士 (Alice McPherson)。她在威斯康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毕业，到德州医学院前在哈佛大学跟查尔斯•史基斑 (Charles Schepens) 学习。她除了是出色的视网膜外科医生外，更很有远见，因此成立了视网膜研究基金，过去三十五年，该基金都慷慨地每年拨款作视网膜研究，尤其是在休斯敦的研究。这基金更让科学家，尤其是后起的一群，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项目由基金的支持。较之于等待州政府的资助更快捷和有效率，而那些款项累积起来应该超过数百万元了。她的善举更启发了我对眼科研究的慈善捐献，例如二零零七年和零八年，我在国内分别成立韦素研究所和韦素事业发展奖，以支持国内年轻的眼科研究员。

　　儿童艺术与才华 由家庭做起

　　由于佩顿和麦花臣博士的赏识，我很荣幸能到休斯敦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们一家人由波士顿驱车向休斯敦出发。我们住进一幢全新设计的精美房子 (图33)，内有两层高的温室，可让我栽植千多盆兰花，也及时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迎接我的儿子「风」的出生 (图34 - 40) 。迁到休斯敦其中一项边际利益是我的兰花肯定更快乐，因为毋须再忍受波士顿的严寒。

　　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家长、老师，甚至学生，分享我的亲身经验，以启发儿童对艺术的兴趣和创意。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当我的子女正在成长，而我亦在发展事业时，我仍然尽量抽时间与他们一起。所有小孩子都喜欢做有趣的事，而漪漪和风相信是被我对艺术的热情所感染，他们也感到绘画是乐趣。所以当我绘画时，漪漪和风经常在我身旁一起涂鸦。图41及42是他们在六岁左右时的杰作。有趣的是，即使在那么幼小时，他们的绘画已能流露出他们的个性。漪漪 (图43) 个性活泼，富幻想力;而风 (图44) 却严肃而细心。我应能预料到二十年后，女儿会成为律师，而儿子却是一位医生。我更欣慰至今他们仍保持对艺术的兴趣。漪漪继续绘画，而风则是一位非常敏锐的摄影师。

　　与同侪一起学习、一起游戏

　　正如韦素所料，我在休斯敦时科学和学术事业迅速冒起，一九八零年时已跃升为正教授，那时我才三十三岁。在系中我与所有科学家同事合作愉快，而且很多都成为我的终身朋友。除了研究，我们还有很多难忘的旅程。例如一九七八年，我与前述的同事一起去日本大阪 (Osaka) 参加第三届国际眼科研究会议，我便带同他们到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城市香港，让他们品尝香港的美食，登上太平山，欣赏世界上最迷人的海港和夜景。在一九七九年，我与同事以及德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s Center) 的黛安娜•力邦博士 (Dianna Redburn) 一起去参加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神经化学会议 (图45) 。我们住在著名的米科诺斯岛 (Mikanos) 岛上的一所别墅。 有一晚因为我们在市中心喝醉了，模模糊糊几乎找不到回酒店的路，幸好只是有惊无险。除了学习，我们当然趁机四处游览，我们到过亚波罗出生地 (Acropolis, Delphi) 和奥运会诞生的奥运拱门 (Olympic Arch) 等，还畅泳于浪漫的爱琴海 (Aegean Sea)。那些会议，真是收获丰富，我们可谓寓学习于娱乐。为了肯定别人知道我们确实当天出席会议，在每一讲完结前，我们都站起来问一个「百搭」的问题，其中一个我们喜欢问，因为是没有听讲都可问的题目是：「你曾否试过镁?」这问题每次都奏效。总之，在七零至九零年期间，我遍游各地，安德逊博士给我一个外号﹕「林泛美」6，幸好我比泛美航空公司长寿。那些年头我实在有太多兴奋的旅程，我想要另写一书讲《我的旅游》。

　　三十年后仍一起学习

　　我很高兴能在三十年后与安德逊夫妇、祖•何利、玛莉•利邦 (Mary Rayborn)、威廉•史托 (William K. Stell)、史提芬•费士拿 (Steve Fleisler) 等重逢。我们参加在峨嵋山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视网膜再生会议 (图46 - 52) 。我更邀请他们到距离峨嵋山只两小时车程的世界眼科组织成都眼科中心参观。而去年三月，我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眼科会议中又遇上多位旧朋友，特别是曾多次与我合作做出令人兴奋研究的罗拔•马克教授 (Robert Marc)，真可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奥比斯在中国 — 佩顿的远见和果断

　　七十年代末期，佩顿有一个独特的愿景：就是装备一辆飞机，成为可以飞到世界不同角落的眼科诊所、手术室和教室。这是一份极之创新、有勇气和进取的热诚，他把该计划命名为奥比斯眼科飞行医院 (Project Orbis)，他成功地游说联合航空公司，将一辆DC8型客机捐出，更筹得足够款项把飞机改装及施行第一次手术。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戴维是继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米高•狄比基医生 (Michael Debakey) 之后，在德州医学院最有能力为慈善医疗服务筹款的人。」事实上，佩顿曾筹得超过三千万美元来兴建高伦眼科研究所，该研究所于一九七七年开幕，更邀得著名的小森美戴维斯 (Sammy Davis, Jr.) 在场表演，使那次典礼生色不少。他的远见是很多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拥有的一种特质，他的果断再一次使我折服。我相信，远见是由知识，无偏见的态度，以及对人的关怀所构成。戴维确实是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筹款专家。另一位应该是韦素，在八零及九零年代期间，当他是洛克菲腊大学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校长时，曾为大学筹得数以百万计的捐款。

　　奥比斯终于一九八二年整装待发，正式投入服务。部分由于我的影响，我和佩顿在当年十月便出发到中国广州 (图 53) 。当然，那次行程其实花了三年时间的游说，才得到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入境，不过那却是另一回事。一九八五年，佩顿夫妇和我随奥比斯再临北京和上海。从服务开始至今，奥比斯已到过中国和其他多个国家作无数次的服务。而它仍是世上穷苦大众重要的预防和医治眼疾的诊疗所和教育中心。本年三月，奥比斯再临中国广州庆祝其访华三十周年(图 54) 。

　　佩顿的启示：世界眼科组织的诞生

　　约于一九八六年，佩顿离开贝勒寻求新挑战，但数十年来我们仍然保持联络。我一直被他的远见、热情和勇气所启发，我更感激他一直对我的指引和建议。移居美国三十五年后，于一九九九年，我决定回归香港，部分原因是要建立世界眼科组织 (www.WorldEye.Org) (图55 - 57) 。该组织的任务是建立眼科中心，医治更多有视力障碍的穷人，且先从中国开始，然后便会在其他地方发展。我很庆幸我在科学和慈善事业上的恩师韦素和佩顿都愿意担任世界眼科组织委员会的创会总监，我的好友们例如成龙、任达华等都是世界眼科组织的中坚分子 (图58 - 59) 。有师如此，世界眼科组织所进行的义举，怎会不成功?